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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与野生动物，应该如何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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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初始，一场病毒传染疫情袭来，打乱了人们的生活节奏。人们每天关注网络，迫不及待地了解疫情防控的最新进展。这场疫情何时退场，没有人能给出绝对的答案，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疫情防控的严峻性和复杂性，超乎了我们的预期。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的野生宿主，确认为蝙蝠。近些年来，纵观全球重大疫情，几乎都与野生动物有关。

致命病毒的野生宿主
翻开尘封的史册，我们会发现，人类与病毒之间的斗争从不曾停息。
鼠疫，一种烈性传染病。鼠疫患者身体全身会发黑，因此也叫“黑死病”，这种病传染性极强并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夺去人的生命。人类历史上一共经历三次鼠疫大流行。鼠疫首次大流行发生在公元6世纪，起源于中东，后经埃及传至北非、欧洲，夺走上亿条生命。第二次鼠疫从14世纪中叶开始，前后300年，欧洲大陆丧失1/3到一半的人口。第三次鼠疫大流行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最早爆发于云南，其后在中国的华南、华北、东北等地区，以及欧亚非等国家陆续爆发。鼠疫是由一种名叫鼠疫杆菌的微生物引起的，宿主动物除了老鼠，还有其他的常见啮齿类动物和野生食肉动物，如蒙古旱獭、喜马拉雅旱獭和达乌尔黄鼠、长爪沙鼠、布氏田鼠等。确切地说，传递鼠疫杆菌的生物除了这些动物本身，还有藏在它们身体里的跳蚤。今天的鼠疫，已经不像数百年前那样让人谈而色变，那得益于1908年疫苗的问世和现代生物医学的发展，疑似鼠疫患者及时接受正规的治疗，可以大大降低死亡率。
埃博拉，一种极高致死率病毒。埃博拉，本是西非一条美丽而静谧的河流。1976年，西非的苏丹和扎伊尔爆发一种可怕的疾病，患者高热，全身出血，并很快死亡。科学家在死者体内发现了一种新的病毒，即埃博拉病毒。埃博拉病毒因其极高的致死率而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对人类危害最严重的病毒之一。这种病毒是一种典型的人畜共患烈性传染病，在流行地区，人、猿、豪猪、羚羊、猴、果蝠等哺乳动物都有可能遭受感染。现在认为果蝠可能是埃博拉病毒的天然宿主。埃博拉让人感到恐惧。但一个令人欣慰的事实是，尽管凶险，经过科学界的努力，病死率已从第一次爆发时的90%左右降低到目前的50%左右。
马尔堡病毒，埃博拉病毒的近亲。这种病毒首次出现在1967年，当时感染了德国一实验室的工作人员，31个病人（25名原发感染，6人二次感染）很快发展为极为严重的症状，最终引起7人死亡。感染源追溯到一批从乌干达运输而来的非洲绿猴。科学家分离得到的病原体是一种前所未见的丝状病毒，并以当时发病最多的马尔堡命名。有记录以来最大的马尔堡病毒疫情，于2005年发生在非洲安哥拉，252个已知病例中有227人死亡，病死率高达90%。目前已知马尔堡病毒有12次爆发，最近一次是在2017年在非洲乌干达。
SARS，我们记忆犹新的一场灾难。SARS病毒主要传播方式为近距离飞沫传播，或接触患者呼吸道分泌物。和现在的新型肺炎，同样都是冠状病毒。当年的SARS病毒虽然得到了控制，但是并未彻底解决。最开始，很多人认为“果子狸”是元凶，经过十几年的追踪，科学家最后终于找到了一种常见的飞行生物——菊头蝠。“菊头蝠”的身体里有SARS病毒的基因残留，可能是SARS病毒流传的真正元凶。根据可靠数据显示，最终SARS病毒造成了8422人感染，919人死亡，死亡率达11%。
病毒侵害人类健康的事件，不胜枚举。事实上，几千年来，作为人类最古老的敌人，致命病毒一直与人类交织相存，并不断引起整个人类社会的恐慌和混乱。从“黑死病”、西班牙大流感、天花病毒，到艾滋病、狂犬病、结核病，再到埃博拉病毒、中东呼吸综合征、SARS病毒、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等等，人类与病毒之间的斗争从不曾停息，并始终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病毒一边威胁着人类，人类也不断发展现代医学去攻克病毒，牛痘接种、狂犬病疫苗问世、卡介苗面世、青霉素应用治疗、链霉素的诞生等等，都是人类与传染病毒斗争的重大成果。但是，新的病毒仍然接踵出现，一些旧的病毒也在以变异的方式卷土重来。

潘多拉魔盒被打开
研究显示，新出现的人畜共患类传染病，70%以上来的病原来自野生动物。那么，病毒是如何从野生动物世界，传播到了人间？
野生动物身上，携带着各种病毒。大多数对人类而言新出现的“突发性”病毒，实际上是其他物种的常住居民。比如，科学研究表明，蝙蝠身上携带着4000多种病毒，其中冠状病毒就有500多种，可以说，蝙蝠就是一个会移动的“病毒库”。不仅仅是蝙蝠，据了解，野生刺猬、野兔等生物携带的寄生虫，可严重损伤人类眼睛及皮下组织、大脑甚至肠道等器官，或传播回归热、出血热等疾病。野生蛇，携带多种体内寄生虫，且均为人畜共患的类型，感染可致腹膜炎、败血症、心包炎、虹膜炎等，重则损害多个脏器危及性命。野猪，携带着诸多体内寄生虫，除了蛔虫、线虫，还有更多叫不出名但能致使肠胃大脑等多个脏器损伤的寄生虫。浣熊则是狂犬病病毒的自然宿主，体内携带的多种寄生虫会对人类造成肠胃及脏器损伤，甚至危及性命。同样，因表情包等红遍网络的野生土拨鼠，体内也带有鼠疫杆菌等可致肠道、肝脏及大脑损伤的病菌。
一般来说，如果没有人类的入侵，这些病毒只在野生动物体内生存。譬如，蝙蝠虽然是移动的“病毒库”，但蝙蝠的独特品质之一，是其对病毒的耐受性超过其他哺乳动物。蝙蝠是唯一会飞行的哺乳动物，有着特殊的免疫系统。网络上有一种表达颇为流行——蝙蝠长期发着40度高烧，以一己之力封印了病毒千年，昼伏夜出，努力扮演一个孤独的潘多拉盒子，让病毒与自身达成和平共处的状态。再比如，侵扰人类已经一个世纪的艾滋病病毒（HIV病毒），在大猩猩身上却能平安无事。生存在野生动物身上的病毒，处于一个相对闭环的系统之中，如果没有人类的侵扰，这些病毒，并不会自然从野生动物身上跑入人类社会。
然而，作为生物链上的高等动物，有些人却反其道而行之，对野生动物进行残忍侵袭，让许多生灵被残忍地荼毒。
在某些人的眼里，蝙蝠、老鼠、蛇、穿山甲、猴子等各种野生动物，都是美味，匪夷所思地被搬上了餐桌。2013年，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过一份《北京绿色指南》。这份指南披露，由于人类的滥捕滥食，中华鲟、果子狸、穿山甲、苏眉鱼、高原鱼类、野生鲍鱼等野生动物在很多地区已经濒临灭绝；大鲵（娃娃鱼）、野生海参、野生蛙类、野生鸟类、麂、麝、蛤蚧等物种种群数量急剧衰减。中国有53种蛇被端上餐桌。由于人们无节制的食用，亚洲90种淡水龟中有3/4受到威胁。为了满足人类的口腹之欲。“野味”市场形成了完整的链条，无数的野生动物被大肆围捕和圈养，此次病毒爆发地——华南海鲜城，里面就有各种野生动物在售卖。
不仅仅是“吃”，人类对动物的残害，绝非普通人所能想象。在纪录片《亿万富豪衣柜里的秘密》中，有一双鞋子，全球仅发售十双，估值在2w美金，这双鞋子的特殊之处，是由九种动物的皮肤制作而成的，除了鸵鸟皮、鳄鱼皮、蛇皮，甚至还有蜥蜴皮、大象皮、海瑶皮，这双被名流富豪们津津乐道的脚上奢华，竟是把9条生命践踏在脚底！爱马仕一款白色喜马拉雅鳄鱼铂金包，完美无瑕的皮革，是从鳄鱼的身上生生活剥下来的。一件顶级皮草大衣需要70只水貂的生命，所谓奢侈品表面的光鲜，是无数生命在声嘶力竭地哀嚎。这种趋势一直没有得到遏制。2016年，全国发生的林业行政案件共造成损失野生动物24.9万只(其中含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7820多只)。重点野生动物损失数量大幅增加。2016年全国涉及野生动物案件较2015年增加1624起，上升33.32%。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损失数量较2015年增加4430多只，上升130.91%。
此外，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森林被砍伐，湿地被挤占，野生动物的栖息地，被人为地侵占和割裂。人类的活动增加了野生动物机体中的病毒蔓延到人类机体中的速度，人口密度高的城市，更容易产生大家没有抗体、无法抵抗的瘟疫。据估计，到2050年，将有70%的人口住在城市里。当高密度的城市网络、野生动物与家畜的微生物网络、高效的交通网络叠加在一起，就会是新型病毒的巨大培养皿。
人类跨越了和自然和平共处的边界、破坏了自然平衡，脆弱的生态链被破坏，病毒生存的闭环被打破，原本生存在闭环中的病毒，也因此附着于人体之内，并不断地变异重组，编织出一株株毒性更强，耐受性更强的病毒，在某个必然也带着偶然的时机里，给人类残酷的回击。

生态灭杀，也是生态灾难
有课题组关于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建议中，提出了“生态灭杀”的想法，提出“包括对更容易引发公共卫生问题的动物（如刺猬、蝙蝠、穿山甲、蜈蚣、毒蛇等）可以考虑采取特殊保护措施，允许科研利用和生态灭杀，但严禁食用。”尽管后来课题组专家表示是措辞不当引发的误解，“生态灭杀”并非物种“灭绝”，但是，现实世界里，却不乏进行“生态灭杀”的活生生的案例。
近期，澳大利亚由于山火肆虐，在1月份扑杀了5000~10000只骆驼。当地官员给出的说法是：“作为土地的保管人，我们需要保护社区宝贵的水源，对付外来害虫，并把每个人的生命，包括儿童、老人和当地动植物的生命放在第一位。”言下之意非常浅显，骆驼是引进的外来物种，不受当地保护。骆驼太多了。他们眼下需要的是：消灭这些过量的骆驼。也许在山火肆虐的当下，扑杀骆驼是不得已之举，但这真的是最好的方式吗？
现代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人类主动灭杀单一物种，同样也发生在澳大利亚，灭杀对象是野兔。兔子也是澳大利亚的外来物种，1859年被引入，此后，迅速在澳大利亚繁殖到100亿只以上。很多本土物种被兔子吃灭绝了，如小袋鼠、袋狸等。兔子吃完青草后，又开始啃食灌木和树上嫩叶，人类的牧场和农作物等。在兔子的快速增长中，享誉世界的澳洲羊毛产量巨减60%以上，当地土壤退化、水土流失。于是，澳大利亚便动员人们去杀兔子，他们为此还研制了一种药物，兔子吃了之后就无法繁衍了。兔子跑得很快，很多时候猎人们也没办法，于是乎又出动了轰炸机。经过一番大围剿，总算是控制住了兔子的数量。然而让澳洲人民崩溃的是，百亿只兔子里还有“超人兔”，这些小部分“超人兔”再度繁殖，虽不至于像之前那样泛滥成灾，但兔子数量仍保持一个惊人的数量。人们终于认识到，兔子将永远存在于澳洲大陆上，只能控制，绝无灭杀可能。
我国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灭四害”运动。“苍蝇蚊虫传疾病，老鼠麻雀偷食粮。六万万人民齐上阵，一定要把它们消灭光！”这也许是老一辈人记忆犹新的歌谣，特别年代里的特别行动，乐意理解，但也不可否认曾造成了一些严重后果。譬如，当时因为麻雀被消灭太多，1959年春，上海等一些大城市的树木发生了严重的虫灾，有些地方人行道两侧的树木叶子几乎全部被害虫吃光。一些科学家强烈要求为麻雀“平反”，麻雀最后终于从“四害”的名单中剔除了。
就在此次新冠病毒肆虐时，一些地方的野生动物管理站，大面积驱赶越冬蝙蝠。有的地方，将全村的狗全部灭杀。城市里，流浪猫狗也瞬间多起来。疫情面前，一些人不加分析，将罪责引到动物身上，这是绝不可取的。痛定思痛，我们更应该深度思考，我们和野生动物之间，应该保持什么样的距离？野生动物虽然可能是病毒的宿主，但他们并非罪魁祸首。任何野生动物，无论是是濒危的还是常见的，在生态系统中都有自己的功能和定位，是其他物种无法取代的。如果没有人类的侵扰，它们本应该自由自在地生长在自己的家园，又何谈侵入人类的健康。

不打扰，是最好的方式
看得见的是动物，看不见的是微生物。古生物学家安德鲁·诺尔曾经说过，“动物就像整个演化蛋糕上的糖霜，细菌才是糖霜下的蛋糕本体。”人类和自然界的关系，比我们想象的也许还要复杂得多。就是这些小得难以形容的生命体，当仁不让地拥有最大的生物量和多样性。放眼万物，斑头雁迁徙飞跃喜马拉雅山时带着微生物，象海豹潜入深海时也携有微生物。在我们的生命历程中，微生物不仅从未缺席，而且必不可少。它们可能引发的潜在流行病，也是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要从源头去预防新发传染病，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离它远一点。不打扰，也许就是最好的方式。
不打扰的前提，是我们必须学会敬畏自然。早期，人类的能力相对弱小，自然是神秘的，神圣的，是人类崇拜、敬畏的对象。我们的祖先早就开始关注和探讨人和自然的关系，道家提倡“道法自然”“清静无为”，孔子告诫“钓而不网，弋不射宿”。中华文明历来强调“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古代先贤在大自然面前永远充满了虔诚和敬畏。随着工业文明全球蔓延，人类普遍接“人类中心主义”，相信自己有能力认识自然，有权利改造自然，把自然视为人类的资源。在这种观念下，野生动物也无非是人类利用的对象。今天，我们一直在倡导“生态文明”，我们必须学会回归，重新认识自然，承认自然的主体价值，敬畏自然，敬畏生命，才能与之和谐共处。
不打扰的内涵，是我们必须学会和谐共生。杜绝野生动物消费只是最基本的要求。我们还必须减少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侵扰。人类与野生动物的关系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一部分。从生态学的角度看，大自然中的各种物种都是相互依存的，没有任何一个物种可以脱离其他物种独立存在。人类也不例外。野生动物是地球生物圈的一部分。在很多人看来，山里没有了老虎，山还是原来的山。但是，从生态学的立场上看，山里没有了老虎，山已经不是原来的山了。野生动物的灭绝，意味着地球生态系统的退化，之后，各种自然灾害就会接踵而来。所以，要保护野生动物作为野生的存在，保护其在地球生态系统中发挥着生态功能的存在，要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的完整性。
不打扰的根本，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随着人类技术不断提高，人类索取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当人类每年从自然中占有的东西超出自然每年的生产，生态前提就会遭到破坏，从而使人失去生存的基础。这时需要有一种文化，约束人类自身的行为。如果一个文明的文化没有自我约束的功能，这种文明将无法延续。现在，人类进入了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所依存的生态系统也从本地的山水，扩展到整个地球生物圈。工业文明的几百年发展，已经使地球生物圈到了崩溃的边缘。人类必须走出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否则，人类文明将无法持续。我们必须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以生态文明为统领，自觉保护野生动物，维护全球生态平衡，实现物种间的友善共存，才能形成健康的生态闭环，实现可持续发展，达到真正的延年益寿。